不是所有的童年都像童话,从心理学视角看《隐秘的角落》
作者:山月记 2020-09-07 15:29:40 心理百科

《隐秘的角落》改编自紫金陈的小说《坏小孩》。改编过程中,人物设置和情节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动,本文以电视剧表明的内容为准。本文涵盖第一集到第十集(共十二集)部分情节的描述,并无关键事件走向及人物结局的剧透,如果希望获得最佳的观剧体验,可以选择收藏并在追番之后阅读。

事件发生在二零零五年暑假,南方沿海小镇宁州。

故事的主角是三个孩子。

不是所有的童年都像童话,从心理学视角看《隐秘的角落》

二零零五年 夏(从左至右:严良、普普、朱朝阳)

严良(左),十四岁

母亲早年去世,父亲严文斌在他小学时,因为替人出头和吸毒被拘留后送进戒毒所,严良因此被送入福利院。初入福利院时十分阴郁,在与普普的接触中慢慢振作,并把普普当成妹妹。为帮助普普的弟弟筹款治病,从福利院逃出,辗转来到宁州。

普普(中),年龄不详

父母双亡,与弟弟一起被送进福利院。弟弟在被人领养后,患上白血病。因弟弟的养父母无力负担手术费用,普普与严良一起从福利院逃出,为弟弟筹钱治病。

朱朝阳(右),十三岁

初中一年级学生。在校成绩优异,但被同班同学孤立和霸凌。父母在他八岁时离异,后随母亲张春红生活。母亲于六峰山景区工作,因路程遥远,常几日无法归家。父亲朱永平婚内出轨,离婚后组建家庭,育有一女,六岁。

一、“孩子都是好孩子”

请你思考一个问题:你十四岁的时候有面临过什么道德困境吗?

《隐秘的角落》中有三个小孩,最大的十四岁。

他们在景区用照相机录像时,偶然录下了一场凶杀案的过程。而三人中最小的女孩子,她的弟弟需要三十万元治疗白血病的手术费,没有这笔钱,她的弟弟就会死去。如果他们不去报警,并用照相机的储存卡作为筹码,可以通过威胁凶手获得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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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升,谢顶的中年男性将岳父岳母从六峰山景区的悬崖上推下并伪装成意外。案发经过碰巧被三个孩子记录下来。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报警之后通过其他渠道求助吗?如果只能选择拿钱或者报警,没有其他方法呢?

三个孩子选择了三十万而放弃了报警。

在剧集的弹幕和评论里,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像是小孩子,有人直言:“这三个小孩道德有问题。”

但是“两难”问题中真的存在着绝对的道德与非道德吗?选择报警一定是因为道德水平更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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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对于道德发展也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和解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是Kohlberg的道德理论。他通过设计道德困境(Moral Dilemmas)并对10岁、13岁、16岁的男孩进行访问,得出了道德阶段发展的结论。

这个道德困境与剧中的情节极其相似:

“一位妇女由于疾病而生命垂危,医生认为有一种药也许可以救她的命。这种药是镇子上的药剂师发现的,造价200美元而药剂师却以2000美元的价格销售。这位丈夫只能凑到1000美元,而药剂师拒绝贷款或降价售卖。因此,丈夫陷入了绝望,并思考是否应去药店将药偷给妻子。”

讲完故事后,Kohlberg会询问男孩:丈夫应不应该偷药?这么做是对还是错?为什么?

Kohlberg想要探寻的并不是男孩们回答“应该”或“不应该”,他关注的是他们做出选择背后的道德原因(Moral Reasoning)。根据他们的回答,他将道德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

1阶段一:惩罚与遵从2阶段二:相对功利3阶段三:人际关系期待4阶段四:法律与秩序5阶段五:社会契约与个体权利6阶段六:普遍伦理原则(一般归入阶段五)

在剧中做出拿钱救人的选择时,三个孩子都希望忠实于自己作为朋友/姐姐的角色。这表现了阶段四中履行身份责任的特征。(“我应该帮助自己的朋友”、“我有责任救助自己的弟弟”)

而让他们犹豫的因素——怕张东升再去作恶,危害他人,则同样是第四阶段中从另一角度出发的对于社会秩序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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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对于小孩的想象:报告老师和家长,是第一阶段遵从权威的体现。而事实上,在Kohlberg的研究中,在十岁阶段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儿童会依据权威做出判断。“告老师的小学生”更像是一种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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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晶晶,六岁朱朝阳同父异母的妹妹。在与普普和朱朝阳争吵时从少年宫五层的窗户跌落身亡。

必须指出的是,一个人的道德阶段并不是固定的,这也是Kohlberg理论的缺陷之一。即使在同一时期,面对不同的事件,人们的选择会体现出不同的道德归因。

几次交锋后,张东升在电话里恐吓严良:“你们这样是敲诈勒索,会进少管所的。”

原本对张东升最为强硬的严良在夜里拨通了警察老陈的电话,犹豫的询问如果用别人的污点进行威胁会不会坐牢。这里使用了第一阶段的规避惩罚作为道德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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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后续发生的朱晶晶(朱朝阳同父异母的妹妹)坠楼案件中,朱朝阳要求普普和严良不要将自己在现场的事实告诉警察,他害怕自己的爸爸不会相信自己,则是出于第三阶段满足人际关系期待的表现。这一阶段也是Kohlberg研究中12-14岁青少年使用比例最高的道德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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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人们使用的道德归因方式并非顺序发展而后从一而终,它在不同的事件甚至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方式中转换。同样的行为背后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内在机制。

二、“这个小孩黑化了”

随着剧情的发展,一切并不会像三个小孩预想的那样顺利,朱晶晶的死成为了与普普和朱朝阳直接相关的事件。在张东升的事件中,他们可以选择报告或者沉默,掌握着事件走向的主动权。而在朱晶晶事件中,他们则需要接受调查,并像警察和身边的所有人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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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之前的难题在于两难中取其轻,而后面的情节则更多的关于判断: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非道德的?

让很多人感到不适的是三个孩子在事件发展中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道德标准并对自己道德越界的行为(如说谎)越来越少的感到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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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是一种影响认知的内在机制,用于分离个体的非道德行为和价值体系。将不人道行为转变为良性或有价值的认知。

道德脱离有八种内在机制,它们全部出现在剧中人物看似平常的对话中。

1.道德合理化:通过强调价值来让伤害行为变得可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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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责任归因:让个体认为自己做出的有害行为是被害者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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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害者去人性化:剥夺受害者作为人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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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婉化表达:控制词汇以减弱行为的残忍和和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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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利比较:通过和更严重行为的比较来分散对自己行为负面影响的注意。

(剧情中朱朝阳存在着一次潜在的有利比较情况,当朱永平请求朱朝阳跟警察撒谎王力绑架他的情况,这对于朱朝阳之后像警察隐瞒张东升和王力在水产场发生的事情形成了有利比较。因为连爸爸都在撒谎,那么我的撒谎不应该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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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扭曲后果:歪曲有害行为的影响来掩盖个人的处理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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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责任扩散:将不道德行为的责任分散给所在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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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责任转移:将不道德行为的责任转移给他人或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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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术并不陌生,道德与非道德底线的推拉每天都在剧外上演,人们以此消解自己道德认知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失调。使用道德脱离绝非某些“道德沦丧”个体的个别现象。

在使用道德推脱的影响因素中,存在基因的个体差异(绝大部分心理学特征都或多或少受到基因的影响)。同时研究发现年纪较小的青少年相较于早期成年人(大学生)更容易使用道德脱离。

同伴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青少年自己与朋友使用道德推脱的频率成正相关。

2015年一项在中国南方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拥有安全的父母依恋的青少年较少的参与违法行为,道德脱离也较少的发挥作用。(安全父母依恋:在人的生命早期,通过父母的持续的支持和边界设置,让儿童感受到安心和被保护,并且可以依赖父母。)这显然是剧中三个孩子都没有的东西。

三、献给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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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结尾出现在屏幕上的四个字。

许多人说:“这么阴暗的剧,怎么能献给童年?”

恶童一直是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刺激”的形象,满足着观看者的猎奇心。这部剧快速达到如此热度除去本身制作精良,也与主角是三个孩子,而不是高中生或成年人有关。

在讨论组中,常能看到“普普这个小女孩真可怕”、“朱朝阳的话让我觉得细思恐极”这样的帖子。反观本剧唯一确实的杀人犯张东升,讨论更多的围绕着“他似乎也挺可怜的”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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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对“三只小鸡”的恐惧绵延持久,却对狐狸生了几分恻隐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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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违背(Expectancy Violation),指的是现实与人原本期望不符时,对人心理和行为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张东升在全剧的第一段镜头满面笑容地将岳父岳母推下悬崖,给观众定下了“绝对恶人”这一预期。

而随着剧情的发展,一个中年(秃顶)男人的疲惫、沮丧、狼狈、摇摆对观看者都是一种正向的违背。在让人感到“他原来没有那么坏”、“他还是有人性的”同时,对于此前的负面预期释放出补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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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部分观众,像剧中的成年人一样,对小孩抱有弱小、脆弱、不谙世事的预期。

当这三个孩子在潜入老陈家、与张东升对峙的过程中表现出不曾预料的演技和谋划时,这种负面的期望违背会对人起到唤醒的作用,在生理上出现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速的情况,同时带来恐惧的感受。

人们对人性的复杂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却常常将孩子与成年人剥离成两种生物。

孩子是懵懂、顽皮、单纯的,却很少被认为是智慧、复杂、纤细的。儿童也许是比老年人更缺少话语权的群体。国产影视作品中儿童的形象在稀缺的同时极度单一,大多是XXX童年时期这样的剧情注脚,上一部既有传播度,又以儿童和早期青少年为主题的电视剧,也许是十几年前的《家有儿女》。

童年的不道德需要严加管教,而童年的烦恼则是彩色蜡笔绘就的,认真追究就显得不大识趣。

没有人和自己说话、在全班面前罚站、洗的发白的衣服、不被允许的爱好、作为炫耀的工具、成为家庭间争吵的武器、被当做夫妻间离婚或不离婚的借口。这些恐惧、羞耻、尴尬、委屈、无助、不安、失望只要长大就可以自动刷新,系统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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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成为大人时,童年却已是雾里看花的前世。

那些不光彩、难堪、痛苦的童年被划为异类,失去了破除刻板印象的机会:你们是“坏小孩”,我们是“好孩子”。

可是好孩子们的“美好童年”并不按数分发给每个儿童。有些人的被提前没收,有些人从来就不曾获得。

如果朱朝阳没有开门,朱朝阳们不会成为连环案件的漩涡中心,他们沉默地继续自己在忽视和控制下分裂的生活,继续在肆无忌惮的嘲笑声中埋头做题。

严良和普普不会经历高潮迭起的城镇冒险,更不会成为电视剧中牵动着无数神经和思绪的主角,他们会搭上下一班车,消失在这个世界的隐秘角落。

Reference

Bao, Z. Z., Zhang, W., Lai, X. F., Sun, W. Q., & Wang, Y. H. (2015).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Chinese adolescents' delinquency: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Volume 44, October 2015, Pages 37-47

Burgoon, J.K. (2015). 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First Edition.

Caroli, M.E.A. & Sagone, E. (2014).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

Analysis From Early Adolescence To Youth.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Sciences Volume 140, 22 August 2014, Pages 312-317.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4.04.426

Siegler, R., Graham, S., DeLoache, J., Saffran, J. R., Eisenberg, N., Gershoff, E., & Leaper, C. How Children Develop.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Macmilla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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