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高考，本应是承载着千万名考生无数希望的日子。

然而对于江华二中的18岁高三考生陈薇薇而言，却永远等不到这一天了......

7月7日，陈薇薇妈妈发文缅怀女儿：

“女儿今天是高考日，你苦读了十一年却没能如愿参加高考，生前是妈妈的希望，走后是妈妈的骄傲！儿来一程，母念一生。”

原来，早2019年8月9日，陈薇薇就被检查出患伯基特淋巴瘤晚期。

懂事的她曾想多次放弃治疗，但在父母、朋友、老师的陪伴和鼓励下，她才决心继续与病魔抗争。

不幸的是，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于是她做了最坏的打算：

“妈妈，我要是真的不行了，就把我的遗体捐献出去。”

此外，她还想将她的部分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

“即便我不在了，我身体的某个部分还在‘活着’发挥作用，这样我也不算离开这个人世了”。

因为她觉得“淋巴瘤”比较复杂，这样的身体可能会有研究价值，自己已经深受病痛折磨，不希望其他家庭也承受同样的痛苦。

这个犹如天使般微微绽放的生命之花，就在5月14日，在妈妈的怀里离开了这个世界。

5月15日凌晨，薇薇妈妈颤抖着在女儿的遗体捐赠单上按下了手印。

随后，陈薇薇的遗体便运往了永州职业技术学校医学院。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薇薇的离开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延续。

死亡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氛围里，通常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但却是每个人毕生都会经历的。

2013年，纪录片《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以最平淡的视角，记录了最伟大的凡人。

犹如一颗从天而降的催泪弹，触碰着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柔弱的地方。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一对普通的台湾夫妻：林惠宗和徐玉娥。

早在1992年，游泳教练林惠宗和妻子徐玉娥就共同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书，

直到妻子2012年病逝后，林惠宗遵照妻子的遗愿，将她的遗体捐赠给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做“大体老师”。

什么是“大体老师”？

起初听到“大体老师”的时候，本以为是医学解剖课程的授课教师，了解后才知道是去世以后才能成为的老师。

在台湾，去世后将遗体捐赠给医学院为解剖课程教材所使用的逝者，被尊称为“大体老师”（也称作“无语良师”）。

他们以无言来授课，以肉身为教材，教会了千万医学者救死扶伤的真谛。

遗体送到医学院时，需要先进行防腐处理，将尸体在福尔马林中浸泡一年后，再放到冷藏柜冷冻等待具体的教学安排。

所以，大体老师一般最快也要经历两年才会被送上解剖台。

正是这两年多的时间，拉长了林先生与妻子的告别时间。林先生每隔一两个月都会从嘉义开车250多公里到台北看望妻子。

“思念的心情还是会随着时间而消失，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林先生在一次拍摄时说道。

对他来说，在风雪之中，能够陪伴至亲，已是幸运。

林先生总喜欢轻声温柔地叫着老婆，跟妻子分享家里的日常琐事。

关于女儿林玉汝：“最近跟女儿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平日里，林先生和儿女并没有什么交流，都是各自忙碌，“互不打扰”。就连女儿有事与父亲商量，都会通过写信的方式传达。

在妻子去世前，一直希望丈夫和女儿的关系能有所改善。

关于儿子：“我是希望儿子去考警转消防的，这样技能比较好......”

尽管在镜头前，林先生经常能一如往常地谈笑风生，但却总是在妻子面前聊着聊着就泣不成声......

临近解剖课教学，林先生被通知去见妻子最后一面。

直到解剖课程开始后，家人就再无法探望，“因为害怕冲击力太大。”辅大的医生蔡怡汝教授说。

这是他和妻子的最后一次对话：“如果说以后想要见你，就没有机会，只能看照片。”

“那些学生会好好对你的。”

“以前看你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你在这里已经很安稳，然后今天早上要出门，越想越不舍。”

如果说病逝是第一次告别，那这便是第二次。

此刻的这份“终极判决书”对于林先生一家来说，很是残酷。

倘若一个人能内心毫无波澜地面对“死亡”，那必定是已经经历过了无数次的斗争与徘徊。

因为有时候死亡对于逝者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却是一辈子的伤痛。

知乎上有个话题：“第一次见大体老师是什么感觉？”

“肃然起敬。真心的。”

当提及到以后是否想成为一名“大体老师”时，网友的回答更是让人为之动容。

他们或许年龄、性格、职业、生活环境各不相同，但却憧憬着共同的“使命”。

“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短暂的，但每个默默付出的人都如同烟花般，拥有自己最绚烂的时刻。”

这句话在这群人的身上渲染得淋漓尽致。

保罗萨特曾经说过：“生命的悲剧在于它永恒的处在不断缩减之下。”

这次疫情的突袭也不禁为人们敲响警钟：生命的短暂和易逝，为什么我们平日里却没有意识到？

像是对于林先生的女儿而言，母亲的去世才得以让她真正沉静下来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如果妈妈没有离开，我真的不会去认真地思考活着到底要干嘛。”

以至于女儿后来一直没有勇气再去看妈妈一眼。

在如何认识和对待死亡的这一门课，我们始终欠下了太多学分。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及所爱之人能够安心、无遗憾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希望自己在失去所爱之人后，不是只有恐惧和彷徨；希望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不会因为我们的离去而迟迟无法释怀，那么死亡教育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其实一门人生必修课。

当我们能真正了解、接受、面对死亡时，它所带来的悲痛感就会被减少、稀释，才能摆脱死亡带来的虚无和挫败感。

这也是死亡教育的前提：它是为了能更好地面对生活，而不是提心吊胆地活着。

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学会与死亡和解

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是手足无措的。

同样，每一位大体老师的背后，都是一个默默奉献的家庭。

2017年，一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短片《大体老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海嘉定区一户寻常人家”的老母亲一直想在去世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希望能为医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但一个人必须打破对形体的依恋才会去捐赠自己的遗体，而且还要依靠家属很大的成全。”

对于老年人，最难的是过儿女这一关。

虽说老人的大儿子表示尊重母亲的遗愿，

但却遭到了二儿子的极力反对：“你就看着老娘被人家一刀一刀划啊！我反正不同意的。”

女儿是学医的，对于这种场景几乎是司空见惯，但面对自己至亲的母亲，也始终无法跨越心里的那道坎。

只是坦言道：“即使我妈同意了，我也做不到。”

是啊，死亡没有真正来临之前，谁都无法体会那种撕心裂肺的刺痛感。

无独有偶。

2020年初，在疫情爆发期间，武汉一位叫阿念的姑娘奔赴“火神山”救外婆的事迹令人泪目。

阿念是一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轻症患者，为照顾89岁的重症外婆，并说服外婆积极配合治疗，她从方舱医院转到了火神山医院。

同时也用镜头记录下了火神山工作人员和每一份付出和感动。

“外婆，你要吃东西好不好？”“我是过来招呼你的！”“你乖乖吃东西，肯定可以好的！”“我就是过来带你出去的！”

本在外孙女的陪伴和鼓励下，外婆的病情已有所好转，

但不幸的是，“阿念没能如愿带外婆回家”。3月6日凌晨，阿念的外婆因突发脑梗离世了。

外婆去世后，阿念和她母亲为了遵照老人生前的愿望，在捐赠书上签字，将老人的遗体捐献出来用于病理研究。

“逝去的亲人，仍把情义留给了这个世界。”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先例，截止至4月5日，火神山共有28位遗体捐赠者。

也正是因为这些默默付出的“大体老师”和研究人员，让许多医学猜测得以证实；

人工肺的使用得以提前；插管的技巧和方法得以改进。

这才有了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有的生命很平凡，但他们一直在发光照亮这个世间，哪怕用最后的躯壳。

或许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个人的生命是渺小的，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学会与死亡和解却是一生的难题。

因为对于生命，我们不仅需要感性，更需要理性；同样对于死亡，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只有亲眼见证过死亡，才会更深刻和发自内心地敬畏生命、珍爱生命。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倡导大家去盲目捐献遗体，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了解遗体捐赠，由衷去尊重每位为医学默默奉献的人，尊重每一个生命。

也希望大家可以更自主地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每个人其实都只是这世间芸芸众生中最平凡的一个，

“他们并不是生而勇敢，而是选择无畏。”

愿每个人都能理性思考生命的价值，真正学会感知生命的真谛。

从小到大，我们接受过了很多关于活着的教育，却没有人给我们上过如何面对死亡的课题。

而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学会与死亡和解。

大卫·伊格曼

在《生命的清单》中写道：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当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学上被宣告了死亡。

第二次，当你下葬，人们穿着黑衣出席你的葬礼。他们宣告，你在这个社会上不复存在，你悄然离去。

第三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于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个宇宙都将不再和你有关。

也就是说，活在活着的人心里，就是没有死去。

对于逝去的人，我们不应该沉寂在死亡的悲痛中，而是要带着他们的祝愿好好地活着，认真过好余生的每一天。

面对死亡，我们并不是回避或渲染，而是应该赋予其生命价值，学会思考生命的意义，让生命变得更加有力量，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因为真正与死亡和解，其实是与当下的自己和解。

缅怀悲伤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离别的真正意义是学会珍惜、学会成长。

村上春树曾在《挪威的森林》里面写道：“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而人类的记忆，就是对灵魂的延续。”

也许生命的延续并不在于呼吸与血液，而是精神和爱的永存。

只有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去。

最后，愿你在披荆斩棘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境，仍能心若浮尘，浅笑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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